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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，普通高中为国家输送了大批栋梁之才。一届届学子通过高考迈入高等学府，历经专业淬炼后奔赴各行各业，有的成长为领域领军者、科学大师与核心管理者，成为符合教育方针的社会主义接班人；更多的则扎根各条战线，以建设者的身份躬身实践，让三峡工程、龙华二号、嫦娥探月等国之奇迹从蓝图变为现实。但近半个世纪以来，普通高中在育人路上的偏差也日益凸显：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执念，严重偏离了其核心育人目标，具体表现为将学校异化为“高考机器”，将高考成绩当作能遮百丑的“一俊”，更无视了超三分之二未能达本科线学生的发展权利，让他们沦为抬不起头的“落榜生”。种种问题的本质，都是对普通高中“普通性”的背离。

　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，推动社会人才需求结构发生深刻变革，那种以单纯获取知识、片面追求升学率为核心的教育模式，早已走入死胡同，亟待纠偏。当下“唯分数论”的导向，让普通高中教育异化为事实上的精英教育——以三分之一学生的高考优胜，否定了三分之二学生的成长价值，让绝大多数高考失利者成为优胜者的陪衬。这种模式既缺乏教育公平，更漠视了多数学生的成长诉求，违背了教育的初心与道义；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即便是那三分之一的高考优胜者，也往往难以契合社会对人才的结构性需求，缺乏创新创造的核心素养。

　　在这种功利化的育人过程中，那些凭借应试管理取得“辉煌成绩”的教师、校长与学校备受追捧。他们将学生的一日作息精细管控到极致，甚至吃饭仅留三分钟时间，这种近乎极端的管控，如同武侠世界中的“邪派武功”，演绎出所谓的高考“传奇”，更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生源大战、天价收费、学区房过热等一系列教育乱象。对此，身为普通高中教育者，我们不禁发出灵魂拷问：学校教育的三大任务，难道只剩高考一项？考入大学后，学子该如何实现自身价值？那些高考神话中每年考入清华、北大的数以万计的学生，最终真正成才的又有多少？

　　从现实来看，若某一区域内数十、数百、数千所民办高中一味追求同质化的“特长特色”，最终便无特色可言。而其背后的逻辑，仍是将高考等同于高中教育，始终未能跳出应试高考的赛道，本质上是功利化教育的延续。至于“满足家长和学生的教育需求”这一说法，更是偏离了教育规律：家长群体未必具备系统的教育认知，学生也难以科学界定自身的教育需求；更重要的是，学校教育始终以国家教育方针为根本指引，客观上无法满足所有家长与学生的个性化需求，更不可能让国家教育方针迁就于个体需求。因此，脱离育人本源、无视国家教育方针，仅仅围绕升学设计的所谓“特色化”“差异化”，终究是对普通高中“普通性”的再次背离，也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、可持续发展。

　　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突破，无论是自然科学的革新，还是社会革命的推进，都始于思想的进步。二进制的发现开启计算机时代，其灵感源于中国《易经》的两仪学说；以笔为剑，写下《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》《论持久战》等不朽篇章，在革命的十字路口为中国指明方向；1978年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的发表，引发全国思想大解放，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壮阔序幕。罗丹的《思想者》雕塑早已昭示：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，莫过于思想的力量。

　　思想进步，更需具备三大鲜明特质：一是实事求是，正如陈云所言“尽信书则不如无书”，青少年读书不应被书本条条框框束缚，而应保有灵动的思维、求真的态度；二是面向未来，新时代的高中生，当以开阔的视野拥抱未来、奔赴未来；三是创新创造，高考应淡化对已知知识的考查，鼓励对未知领域的探索。儒家文化将既有认知奉为经典教条，要求后人循规蹈矩，这也是五四运动喊出“打倒孔家店”的重要原因——当文化沦为僵化的教条，便难以抵御外界的冲击。元、清两代游牧民族铁骑踏破中原，晚清被帝国主义坚船利炮打开国门，彼时皆是儒家文化发展至极致却趋于僵化的阶段。历史昭示我们，新时代的高中生必须具备创新创造能力，以这份能力让自己变得强大，成为时代的能者，而非囿于传统国学的“贤者”。毕竟，当下的国际竞争中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依旧存在，落后就要挨打。

　　在实践路径上，普通高中要坚守“普通性”，需在常规管理与常规教育的基础上，依托科学路径实现突破与提升：其一，以数字化教学优化课堂教学模式，让课堂更高效、更优质，提升教学的整体质量；其二，以智能技术与科技手段赋能教学全过程，用科学方法助力学生学业提升，实现因材施教；其三，聚焦语言学科核心突破，夯实学生的基础能力与综合素养，筑牢学习的根基。同时，以数字化德育为重要支撑，强化学生行为规范养成，引导其遵规守纪、严于律己；依托环环相扣的德育活动载体，让学生在实践体验中感悟成长、锤炼素养，最终实现自然成长、全面发展。（文/纪英虎）